最后，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必须得到持续的应用，第四共和国之前不能有任何法律对此原则造成减损。

例如，对于一项执行某个法律的条例不能根据国际条约或宪法的规定加以审查。[41]外国公民权利也得到确认，例如要求正常家庭生活权、要求庇护或申请避难权。

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一旦收到下级法院移送的合宪性问题，需要在3个月的期限内审查是否符合前述诉讼的基础条件以及未经确认合宪的条件。法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术语来自于德国法的对应术语Grundrechte，但其蕴含的权利理念却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二）新实证主义宪法学底色下学界对基本权利的演绎与体系化努力 基本权利除了通过上述途径入宪，学界的努力也成为间接且重要的路径。基本权利的结构维度与价值维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分离。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法官与行政法官的角色更为平衡，在具体权利如何保障的内核认定和程序设置中逐渐趋同。

参见王建学：《法国的环境保护宪法化及其启示——以环境公益与环境人权的关系为主线》，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6页。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奥托·迈耶（Otto Mayer）也曾试图定义立法保留领域，并规定在此领域，行政规制只能在立法者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为了突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探索期就已启动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并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

角色约束为司法改革的范围设定了严格的约束性框架，型塑并强化了司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因此，内卷化增长在本质上是一种成效的不均衡。与此同时，作为对司法改革具体内容的认可，法律的修订往往涉及对现有体制的调整，这也可以传达出体制困境缓解的信号。由于缺乏国家在人事、薪酬、编制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因此单独序列管理的书记员待遇低下、专有晋升通道并未被打通。

司法改革是一种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不同，其制度变革的成败与其说是取决于制度接受者在制度不均衡中看到的系统改进机会，不如说是依赖决策者提供的新制度所能给予制度接受者可能获得的利益。从2016年《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和2017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两份改革方案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复兴期书记员单独序列改革措施较之发展期的改革措施有了明显的深化。

结合两份文件，复兴期法官助理单独序列改革的框架逐步明朗：明确规定法官助理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内卷化风险并非结果意义上的内卷，而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潜在可能。第二，行政主导可能诱发目标替代。然而，行政主导的内部改革结构又使得具体机制安排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司法规律。

决策权分散化与政绩竞赛的结合，使得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可能为了出新出奇而在中央规划之内甚至规划之外急于出台各种带有全国第一性质的改革措施。[41]广东省粤东西北地区不到30%，珠三角地区则突破39%。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也出台了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密切相关的配套文件。一言以蔽之，内卷化可以用无发展的增长或无法质变的持续量变来加以概括，它是一种受诸多因素限制、大量资源持续投入总是无法达到预期发展目标的状态。

2002年在全国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开讨论了《关于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若干问题的规定》，但该文件未能发布。然而在随后的5年内，这项工作并未实质推动。

[24]参见乔钢梁：《法官助理是选出来，不是考出来的》，《法制日报》2008年3月30日。其一，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呈现周期循环的表征。

参见袁定波：《制定路线图时间表稳步推进分类管理改革》，《法制日报》2013年7月31日。[21]2016年《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和2017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两份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复兴期书记员单独序列改革再次以聘用制为核心展开。为法官助理设置独立的晋升通道，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的最高行政级别为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正好比同级人民法院书记员高出半级。当然，如果精耕细作的程度不断提升乃至异化为对细枝末节无实质意义的修正甚至诱发无效竞争，那么就可能滑向过密投入。[50]陈卫东：《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法学》2017年第10期。在复兴期则是通过竞争机制从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中遴选出员额法官。

行政主导的司法改革容易陷入单方推进、封闭式的境地，无法充分凝聚改革共识，可能导致功利主义和策略主义的改革。政治动员的加入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收益份额不均衡所导致的结果，但从长远看，将给改革的可持续性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行政主导：领导决策与政治动员结合 我国司法改革的独特性还在于采用领导决策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行政主导模式。[31]具体而言，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权力在部分法院内部被改造为对其他法官审理案件的监督和管理权力，对涉及群体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疑难复杂等四类案件，院庭长可以要求员额法官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

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观察，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符合司法规律，但实际执行则偏离了司法规律，形式与实质之间松散地耦合在一起，甚至在局部改革场景中形式与实质断藕。[52]通过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设立对照组，以科学实验的方式构建试点成效评估机制。

[47]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由于法院领导层事实上掌握决策权，因此也可能发生个人利益或小群体利益渗入整个司法改革目标的现象。然而，现代司法制度在本质上是嵌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的，司法改革成效的发挥，在客观上离不开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的支持。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着手进一步修订法官等级的相应规定，并于2011年出台了《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职务暂行规定》）。我国司法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部权力结构与外部政治体制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

[44]这种情况影响到司法场域并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之间、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围绕人财物等资源进行博弈与竞争。[42]参见王逸吟：《法官员额制的广东试点》，《光明日报》2015年6月8日。

此后，直到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才确定了18个试点法院。[11]从阶段划分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之间可以视作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探索期。

这是改革过程中地方试点主义与政治锦标赛二元叠加的结果。在1999-2021年间的23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分类管理一词一共出现在14份报告中，见微知著，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3]参见蒋惠岭：《法官员额制之难与易》，《人民法院报》2006年 7月 20日。其一，降低司法改革试点的随意性与偶然性。其二，司法改革措施的精耕细作。[30]其结果是包括员额制在内的诸多人事制度改革尽管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彻底撼动深层的治理结构。

[43]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43]陈潭、刘兴云：《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2期。

此外，旨在优化人员配置，充实一线审判力量的改革目标也在部分试点中被替换为合并办案、挂名办案。[44]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因此，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对于试点成效的评估要建立基于实证数据的第三方循证评估，以中立性和科学性来打破试点成效仅凭试点主体自说自话的局面。[5]（4）尽管小农家庭的作物产量和年收入有所增加，经济的生产效率却陷入停滞，生产方式也始终无法升级转型，陷入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化增长。